香港紀錄片近年甚受注目，但部分觀眾對紀錄片的理解或有所局限：例如他們認為影片要有起承轉合，必有特定議題（的確香港有不少問題、矛盾需要探討），還有一問一答的訪問方式來強化主題等。曾執導《子非魚》、《伴生》及《3CM》三齣紀錄長片的黃肇邦，由形式和內容也觸及上述觀眾的「假設」。黃肇邦表示紀錄片導演和歡眾在導與賞方面其實還有很多可能，他亦自言上述三作也像是小學生拍攝紀錄片的階段，各有缺點。「我是個經常自我反思的人，當我一面對迷茫、缺失時，會認真去審視而克服一切，期望下次做得更好。」其最新紀錄片《十方之地》採用一種較客觀的方式作表達，從紅磡的拾荒者說起，當中各種各樣的矛盾，為導演及觀眾帶來更廣闊的思考空間。

文、訪問攝影：Harrison
圖：《十方之地》官方提供

走訪多時體驗紅磡社區的人情味

最近大賣的《破‧地獄》，也令觀眾關注紅磡多一點。說該區為殯儀業的集中地，也只是答對一部分。早在2017年，黃肇邦為紅磡的多元文化所吸引，繼而走訪多處不斷搜集資料、拍攝，而成就了《十方之地》。 黃肇邦謂：「紅磡區有著獨特的文化，除了有殯儀館，亦有善信求財求平安而每年前往借庫的觀音廟，也有著名的天光墟有長者擺攤售賣舊物，還有黃埔四街（機利士南路、黃埔街、寶其利街及必嘉街）一帶的重建而吸引地產商，還有港鐵沙中線當時亦為一項大工程。看到紅磡如此的文化及處境，究竟該區市民面對將要變天的社區會有甚麼感受呢？而事實上建設沙中線期間，也遇上了嚴重超支，影響附近樓宇結構等問題。最受影響的，正是該區人士。後來我也找到電影中的回收店進行拍攝，講講垃圾循環，再藉此觀察社區循環的二、三事。」

曾修讀新聞系的黃肇邦，有著師兄師姐的幫忙，就如有著一記者網絡，在聯絡區內不同人士、組織如工會、私人回收商等也較便捷，電影中的回收店老闆曾為不同行業發聲，對該區一切有著相當了解，黃肇邦笑言自己冒昧認識他，對之後電影在搜集資料、人物聯絡上帶來很大的幫忙。整個拍攝過程是辛苦的，但對黃肇邦來說亦充滿趣味：「由天光墟於凌晨開始經營，之後一連串的拍攝工作，根本就是全日24小時沒有休息。過程中或有區內人因感受阻礙而出口責罵，但亦有街坊主動為我們提供協助。當中舊社區中人與人之交流，默契，是新社區、屋苑已較罕見的了。街坊時有磨擦、時有融洽交談，這一種多元，令我在這次『冒險』拍攝旅程難以忘懷。」

新拍攝方式不斷尋求進步

在《十》之前黃肇邦執導的三齣紀錄長片，包括拍攝鮮魚行學校基層小學生的《子非魚》（2013年），以長者及其照顧者作主體以論生死的《伴生》（2016年），以及講述罕見病患者為爭取權益的《3CM》（2019年），在社會引來頗大迴響，觀眾反應不俗。今次《十》亦以社會大眾所忽略的群體──拾荒者作主要人物，表達上與導演三齣舊作不同，這新作既沒有特定要追蹤的人物，亦不作訪談，反而是不斷拍攝人物的生活日常及少量的閒話家常。黃肇邦說：「今次《十》的拍攝，是很接近我觀看事物的方式，上三作我可以形容如小學生拍紀錄片的階段，都是基本以人物作主導，以訪談形式來了解人物，而我是較接近為一個聆聽者，猶如在無甚介入的情況中。但《十》呈現的是我在聆聽的同時，也加入了觀察，除了關懷我的對象外，還會將整個體制、社會發展狀況統統帶出，讓觀眾有更深遠的思考。」

黃肇邦指出有觀眾覺得《十》相對他的舊作去除了不少情緒，他對此也有補充：「我反而是更著重事件的本質。我不是主流導演，也不用刻意營造氣氛，我會相信事件及人物已有著一種力量讓觀眾感受得到。我今次拍攝《十》在表達上來得較簡潔，但非完全只交給觀眾『你哋諗啦』！當中也有我個人的觀點和態度。怎樣還原真相、讓觀眾多加思考，以及保留敘事的觀點和態度，要在這三項取得平衡，就是此片處理上最困難的地方。」

批判以外對本質莫失焦

黃肇邦認為，紀錄片觀眾有時會受部分電影的一些情緒帶領，反而會誤墮另一「陷阱」。「我覺得觀察人與事，不要太容易落入一種批判、判決。容我倒過來說，世事有好與不好，人也有好壞之別，如你接受不了壞人的出現，就更不會珍惜好人的存在。如《十》中有講述以威脅手段收樓的事情，在社會運作上出現如此狀況，批判誰屬不公義的同時，其實更重要是對人及社會之關懷。在我的紀錄片中，我不喜歡以同一把尺帶領大眾去『量度』每項人與事，他們也自有一套更廣、更深的想法。」

亦因此，《十》中觀眾看到紅磡區的貧富懸殊、沙中線嚴重超支、恐嚇式收樓等，會先想到社會的不義。黃肇邦補充說：「要拍一齣紀錄片指出政策、系統等的失當，其實可算是非常容易的事情，觀眾對不公義的狀況也清楚看到。但在這洪流下該區人物的遭遇、真實生活又是如何的呢？我作為這類紀錄片導演，是有責任將這些小人物的生活呈現，令大家不要只專注在傳統數字和政策上的辨論。」

香港製作還有———進步空間

香港紀錄片近十多年大放異彩，有的更成了商業電影中的另一道主流，票房出眾，如最近的《香港四徑大步走》便是一明證。已有十多年拍攝紀錄片經驗的黃肇邦，亦有感香港紀錄片百花齊放，產量甚多，但跟國際紀錄片的發展，仍存在一定距離，包括他的作品，仍有很多不足的地方。另觀眾的喜好、視野，或也成為香港紀錄片的局限。「香港觀眾有不少仍會抱著一種觀看商業劇情電影的心態，例如受訪人物是否吸引等，才選擇看有關紀錄片。而香港紀錄片導演，包括我在內，都像受制於某種模式，例如多以訪談形式拍攝為主，但如果大家不作嘗試，仍會局限於固有的經驗和想像。大家熟悉的美國紀錄片導演Michael Moore，其參與方式之重，明顯的設計及少許造假，早於三十多年前開始漸漸成另一主流，他的「假」卻又能帶出其作品的深層意義，所帶出的情緒也是真的，其紀錄片甚至能令美國對某些政策作出改變，足見其影響力。而近年一些帶紀實及劇情元素的紀錄片，亦會先撰寫好劇本的，這些也發掘到紀錄片的無限可能。」

黃肇邦補充，未來五年如香港紀錄片如有近年的產量，作為導演在形式，電影的可能性中不斷作出新嘗試，讓自己和觀眾在導與賞方面不斷提升能力和視野，從而可在紀錄片類型打好根基。

跟導演作交流

《十方之地》現正於高先電影院及百老匯電影中心作多場上映，一月份的場次如下，每場導演黃肇邦均會出席作映後分享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