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年荃灣發生一宗倫常慘案：患有精神分裂的兒子殺害媽媽與妹妹。作為父親，得知殺死妻女的兇手竟是自己兒子，實在難以承受。《踏血尋梅》導演翁子光繼續其奇案電影之路，根據上述案件改編拍成新作《爸爸》，當然不是賣弄血腥，亦沒有詳細剖析案情加添懸疑，反而是從爸爸與家人的回憶、幻想穿插，變成父親的心靈自療途徑，也成了他努力助兒子及自己向前走的動力。《爸》在不同的電影節上映時廣受好評，劉青雲演繹這內心矛盾又沉痛的父親，完完全全觸動觀眾心靈，而演母親的谷祖琳及演兒子的新演員蘇文濤表現亦佳，二人演畢此片，與導演一樣，三人對現時社會大眾對待精神病患者的較負面看法，都各有一番見解。

文、訪問攝影：Harrison
圖：《爸爸》官方提供

注意：以下內容含部分劇透

難為了爸爸 尋求幽暗處的出口

有關《爸爸》的劇本，翁子光表示早於十多年前完成《踏血尋梅》的劇本後不久，便開始構思《爸爸》的故事。「當年我用了九個月的時間寫成《踏》，實暫不想構思另一奇案電影。但在工作上收到了有關荃灣享和街這兇案的資料時，我被觸動了，因那時我居住處為上址的一街之隔，對荃灣區環境、文化我有著深厚認識，在取景角度及其他拍攝技術等方面，能夠呈現該區的原有氛圍，從而也即開始寫劇本。」

翁子光為《爸爸》的劇本進行資料搜集時，當時為區議員的梁耀忠正跟進案中的父親簡先生的情況，為他提供協助。而翁子光就是經梁耀忠及律師翁靜晶的安排下，跟簡先生會面。「此案發生後，有不少奇案迷也想跟簡先生聯絡以進行一些創作或報導等，但他也一一拒絕。當時我們向他表示會將案件改編拍成電影，起初他表現也很拘謹，但後來大家熟落了，他也願意跟我們傾談，除了關於案件的事項外，有關其個人事及家事，他亦不介意跟我們分享。另外，因為這案件令他當時見有抑鬱情況，負責跟進其兒子狀況的精神科醫生，亦建議簡先生寫信給已離世的太太，作為一種抒發，部分內容及其寫信作治療的細節，亦有於戲內呈現。」

反璞歸真見親切

《爸爸》某程度也反映了案中人物的心路歷程，其實對導演的創作心態也帶來改變。翁子光上一導演作《風再起時》毀譽參半，但能讓他一試用盡各樣電影技巧、形式等，對他來說是寶貴經驗。「除了不同的拍攝技巧外，還有多種電影類型我也融入《風》中，包括歌舞片等，想試的我也試過了。而過往也有觀眾嫌我的電影似『加鹽加醋』，刻意賣弄。所以今次執導《爸爸》我儘量從簡。對比《風》的大製作，今次《爸爸》屬較低成本的製作，但也令我放下包袱，讓我作一些較簡約的處理方法，其中一項就是要令《爸爸》反而不似一齣電影，我跟此片攝影師梁銘佳商量，決定以1.66比1的畫面比例呈現此片，而不選用闊銀幕的一種，反而可帶出一種像家庭錄像、相簿的觀感，對戲中人的性格、關係多一重認識，也更有真實、親切的感覺。」

甜蜜回憶對比孤寂

翁子光與谷祖琳認識多年，一直想找她演出，奈何翁導演產量不多，而至《爸爸》才能成事。他說：「太太金燕這角色設定為惠州客家人，而谷祖琳本身為北方人，演出此角要先練好客家話。我還有另一隱憂，就是谷祖琳帶有時尚的型格，但要她演繹鄉間女子不知是否配合得好，但見她在言語學習及演技的鑽研上，她也應付得來。而她到了現時這人生階段，是另有一種獨特的女性魅力，演媽媽、太太及女友，她都可以有所發揮，能夠融入戲中金燕這角色。」

谷祖琳記得初看《爸爸》的劇本時，感到有點意外：「我看不到關於奇案的元素，反而是浪漫元素較為明顯（永年與金燕相識，相親相愛的經過），就如導演的《踏血尋梅》一樣，氣氛設定予人黑暗的感覺，但亦有浪漫、真愛。我就是喜歡某些作品在固有的元素以外，還能帶出其他感覺，而又不會跟原有主題嚴重偏離。我鮮會揀角色來演，而是每次接演某角色後，我會再想深一層怎樣為這角色『增值』，令其更立體。遇上《爸爸》中金燕一角也如是，我與青雲在演繹這條愛情線上儘量提升這段浪漫感情，成了爸爸美好的回憶，亦能夠打動觀眾，明白爸爸失去至愛的痛。」

新面孔帶來的無限可能

找演員演出爸爸及媽媽角色，過程亦算順利，但要找演繹戲中精神失常的兒子厚明的年輕演員。起初也令翁子光大傷腦筋。「找現職演員試鏡，有的看來較年長而不適合演戲中15歲的中學生，有的或演出帶有斧痕而欠自然。後來有同事跟其朋友用膳，他偷拍了朋友兒子的照片傳給我看，問我是否找類似這種模樣、氣質的素人演出，我覺得十分合適，結果也直接找這位年輕人試鏡，其反應也十分自然，最終也決定由他──蘇文濤來飾演厚明一角。」

首次演出電影的蘇文濤，在學時也從沒有參加戲劇演出，第一次演戲要演繹一個精神失常的角色，再加上近期也常要面對傳媒，接受訪問時會帶點羞怯。但從其對答，可以想像其表演可予人穩重之感。「其實我對精神病一無所知，在演出時幸有導演及演員指導的幫忙，再加上我哥哥是精神病職業治療師，他亦給了我不少意見，了解某些精神病患者的想法、行為模式如何。而及後再想深一層，我已不太執著怎樣演繹一個精神病人，反而著重於怎樣演繹兒子這身份，多著眼於他與父親的矛盾，讓這角色更為立體，對電影劇情的連貫性也有幫助。」

與其批判不如先多了解

翁子光的作品，多取材真實事件改編，當中既有獲正面評價，但也曾面對一些批評，例如《爸爸》中父親對「殺人兇手」予以體諒、輔助，似有為具攻撃性的精神病人「洗白」之嫌。翁子光解釋：「對於社區安全之保障，還有給予精神病患者適當的治療，都是同樣重要的。近年在香港及海外確有精神病患者傷害無辜市民的案件，一下子大家更為擔心個人及親人安全，對精神病患者存有壞印象。但整體來說，社會在資源等多方面又是否足夠以保障每一個人呢？精神病患者傷害他人，患者的家人會自責，但一些隱性精神病是一般人難以察覺的，患者家人也不知如何防範，到頭來患者與其家人，以及受害者其實全部都是無辜的，對此社會本身又是否有錯呢？今時今日，有人會取笑一些看來較蠢鈍、不整潔者為『白卡』，這對於確有需要申請白卡的人士，實在教他們難堪！與其歧視，何不先深入去想一切問題的根源？」

谷祖琳對此也有見解：「對於精神病患者，是否就要把他們統統困著一世，就能解決社區安全問題。問題根源之一，是我們是否有真正了解精神病為何，有否正視這問題？其實精神病也是可治癒的，大家也要抱著愛來面對。回看電影中的爸爸，其苦況或教人同情，但其實我們應做的不是同情，因這反而存有一種『佢慘過我』的判斷。若有嚴重的災難，或往後會體驗有更大恩典，就是大家憑著愛來克服、過渡。」

蘇文濤直言，這類相當複雜的社會事件，實難以判斷正反對錯：「精神病患者傷害別人，他們乃因為不能控制自己，其實他們是無辜的。但我不是佛祖，如有精神病患者傷害我或我家人，我也未必可以寬恕他們。所以我認為最重要是找出一切問題的『因』，其實溝通、關懷是十分重要，這些都可防止悲劇發生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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