姍姍來遲但依然及時。上星期傳來建築文物保育的好消息：古諮會通過建議，將半山些利街清真寺、荔枝角道雷生春、中環香港大會堂列為法定古蹟。

這意味著三個第一：些利街清真寺是香港第一座法定古蹟清真寺，雷生春是首幢獲最高升格的唐樓——而香港大會堂就有額外意義，它是最年輕法定古蹟，也是第一個獲此評級的現代建築。

回到當初，現在的中環大會堂，並非香港首個大會堂：1869年，第一代大會堂（後稱舊大會堂）於中環啟用，法國建築師設計，由商人集資建成，樓高兩層，設有圖書館、博物館、宴會廳等，文藝復興建築，1933至1947年分階段拆卸。舊大會堂主要服務達官貴人，與平民關係不大，僅是上流社會的交際場所，局部開放給華人進入和使用。

戰後，時代改寫。政府重建大會堂，50年代初由香港大學建築學院系主任Raymond Gordon Brown著手設計，後來案子交到當時的工務局接手，由英國建築師Allan Fitch和Ron Philips負責跟進，耗資2,000萬港元興建。

當時的大會堂頗有橫空降世的味道，由高座和低座組成，兩者以紀念花園連接，取新捨舊，不再雕琢華麗，沒有拱頂塔樓或巨柱，追上當時國際通行的建築步伐，擁抱現代主義。

高座是個長方形盒子，強調幾何與線條，功能為先，一切輪廓分明，找不到多餘添飾。

大樓採用玻璃幕牆，一方面引進日照，另一方面透出長樓梯，既是帥氣裝飾，也讓大樓內的活動清晰可見，呈現某種流動風景，表面也許樸實冷靜，暗地繼續留一扇窗，看得見人的氣息，用現在的說法，就是有溫度的設計。

低座披上清雅的花崗岩，氣質更內斂；兩座大樓以綠地串起，提供呼吸的空氣與空間，設有空中步道與迴旋樓梯，人們或穿梭或停留，都有份構成畫面。

戰後中環鬧市仍然遍佈維多利亞帝國式建築，港口突然豎起一組新潮樓宇，向前走也在還原基本，簡潔但非常有力，矚目程度不難想像。

建築關乎美學與市容，同樣也是政治手段，標誌著香港一個全新起步點，朝向摩登文明城市的道路，爭取在世界佔一席位。

60年代開始，殖民政府以相對開放的態度進行管治，規劃大量公共建築，解決民生所需，展示以民為本的親和形象。

大會堂打從第一天打開大門，經已標榜share——屬於市民的場所，因此歡迎所有市民享用，不分貧富。

它是戰後首個大型公共文化設施，包括首家公共圖書館和美術館，也在大會堂率先出現。

大會堂一直以它謙厚平實的模樣，看著幾代香港人吸取文化藝術營養，簽紙註冊結婚成家，泡圖書館追求知識，或者更簡單一點，有權自由進入和使用一個屬於市民的空間。

而這是身邊友人對大會堂的切身印象：細蚊仔年代的每個星期天，媽媽都會把他帶到大會堂，小孩自己找樂，大人靜靜在花園找個座位，打開書本閲讀，便是安靜愉快的親子節目，如此微小但重要。

需要記住的是，連同剛獲評級的清真寺、雷生春、大會堂，132座法定古蹟當中，60歲的大會堂年紀最輕，是名冊內第一、也是唯一一座戰後建築。

這是慶幸，亦是哀傷——跟大會堂在相同時空面世的第三代天星碼頭（1957年）及第二代皇后碼頭（1953年），都已在民間反對聲音中消失，當年一組由碼頭、大會堂、花園及廣場組成的整體建築群，是由水路通往陸地，然後前往市中心的一個入口，功能與設計環環互扣，遺失任何一塊拼圖，留下是不能修復的空白。

當人們為大會堂獲得評級而喝采，同一時間，因為中環海濱三號用地發展計劃，香港郵政總局面臨清拆，發展範圍涉及毗連大會堂的天星碼頭停車場——1957年啟用，較大會堂更早落成，是香港首個多層停車場，由當時有份設計大會堂的建築師Ron Phillips參與規劃，整體美學和建築細節均與大會堂緊密呼應。

大會堂幸運地得到永久保留，留下來的，是現代建築保育的成果，讓時間凝在1962年，一個甚麼都尚待開拓的年代，站在海岸線前，看見的只有未來，眼睛滿是盼望。

它同時留住一種永久的提醒：60年過去，海岸距離漸遠，許多的開拓過後，這個城市終究失去了幾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