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紀疫情與戰爭重臨這世代，和平看似離我們愈來愈遠。遠離戰火的香港，近年亦受到運動後創傷與種種的政治因素，令我們困在陰霾。曾赴哥斯達黎加的The University for Peace（和平大學）進修和平學的馬嘉明於2020年創辦「和平世代 Peace Generation」，與剛在日本修畢和平學回港的蔡潔欣一拍即合，在社區舉辦一連串活動，鼓勵對話，聆聽彼此的創傷，開拓了和平學的討論。馬嘉明指出，和平學不一定是治療香港的妙藥，但我們可以用它的框架去討論香港的現況，讓彼此建立信任。

在每天面對離散的香港，我們講和平，應該由何說起？

文、圖：甘慧純

和平的廣義與力量

馬嘉明說，和平學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流行的跨學科，香港人對此學科所知不多是正常的事，「全世界有幾百間大學讀和平學，唯獨香港的大學沒有。」日本留學修讀和平學的蔡潔欣指，因應不同國家的歷史，和平學的應用也有不同的方向，例如日本在二戰戰敗後側重反戰與反核以達致和平。

在和平與戰爭的雙向關係以外，沒有肢體衝突的地方同樣需要維持和平的力量。馬嘉明解釋，和平可以分為不同的層次，可以是Peace Making，著重談判，例如土耳其在俄烏戰爭中充當和事佬，積極協助兩國和戰；和平也可以是Peace Keeping，在戰爭期間維持停火的狀態，慢慢重建信任；也有Peace Building，當制度陷入大崩潰之後，存在的機構與組織一一倒下，社會需要慢慢重建服務與信任，這同樣是需要漫長的時間。因此，不論是戰後的國家，抑或是國內經歷慘劇，運用和平學也可以協助社會重建信任。

和平的3個層次：Peace Making→Peace Keeping→Peace Building

中、西方的政治文化不同，和平學在歐洲十分普遍，馬嘉明以德國為例，左、右翼就著移民政策拗得面紅耳熱，雙方各不相讓，非牟利機構 My Country Talk 以新媒體的角色拉攏左右翼報章合作，協辦議題講座，讓左、右翼的政見者發表他們的看法。 My Country Talk運用和平學的技巧，安排討論的地方非在辦公室，而是在森林；他們設定的對話不是談判，而是想聽對方的經歷，「聽你個故仔，是一個過程，並不是說服，並不是爭論，也不是要大家贏 ，最大的目的是去改變關係」。時至今天很多城市也找他們協辦講座，討論城市的未來，馬則認為很難在亞洲實踐，因「亞洲人在政治上比較多顧慮，很怕在人前講自己的看法」。

1947年台灣發生「二二八事件」，直至1987年成立「二二八和平促進會」，才漸漸開破政治忌諱，近年綠營民進黨舉起「正義轉型」的旗幟，馬嘉明認為「正義轉型」的層面可以很廣，亦有人批評「台灣 『正義轉型』是 Justice without transition」，轉型的力量不一定是由上而下，可以在民間做起，和平學在「正義轉型」也可以起作用。

在困境尋找對話與聆聽的空間

過去一年，「和平世代」穿梭於九龍大南街、港島保德街辦活動，也在學校開拓與學生的對話空間，一步一步向他們講解和平學。起初老師不理解，曾向「和平世代」建議入校搞辯論會，馬嘉明笑稱，「老師認為辯論比賽可以鍛練思考，和平學係畀學生另一個看法，唔係為咗贏，係用嚟明白對方。」有份協辦活動的蔡潔欣補充，「香港人比較講求效率，社會有時候未必為咗傾到啲實質嘅嘢，而係傾到一場關係。」 

「和平世代」鼓勵街坊和學生到場實體傾訴，在充滿猜疑與創傷的「新香港」叫港人傾個關係，絕對是一項苦差。蔡潔欣認為今日的香港需要創造更多的說話空間，香港人情緒需感到被聆聽，「Debate and Dialogue 是有分別的，Dialogue 係 open end。其實香港人唔係冷漠，彼此都有渴求連結的感覺。」蔡潔欣在學校舉辦活動時，曾細聽學生內心深處的「私密」，有時連感情要好的老師也未有所聞⋯⋯亦有參與者在獨立書店訴說在疫情的經歷時，一時間眼淚奪眶而出。

當社會出現嚴重撕裂的狀態，講和平，建立信任，互相聆聽，建立關係，看似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。馬嘉明指出和平學不是什麼靈丹妙藥，這學科只是促進個人處理衝突和建立關係的能力，創立「和平世代」亦不旨在做一個服務型機構，而是希望與香港人一起探索在香港講和平的意義。2017年回流香港的馬嘉明覺得，港人充滿同理心與正義感，好好運用和平學，是可以重建關係：「達致正面和平有兩個元素，一是公義 Justice，另一個是同理心⋯⋯香港人係講好多同理心，經常與人分憂，但香港人別忘了，也要與別人分享喜悅。」

在亂世達致個人的身心和平，香港人可能要講少一些競賽，少一點辯論，多用耳朵傾聽，多感受別人的歡欣。在香港實踐和平學，看來是視乎自己多於別人。

【和平世代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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